——“非典”时期的阅读
王开岭
我反抗，故我存在。
——加缪
一个天性美好的人，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，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，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？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？不被周遭强大的恶所吞没？
逃走是简易快捷的方法，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道路，因为随时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。且逃走本身是可耻的，它意味着“存在”的缺席，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，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。正确的选择是：留下来，抗争，至最后。“挺住意味着一切！”（里尔克），惟有挺住，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。“挺住”，既是生存，也是意义；既是构成方法，亦造就价值和意义。
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，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。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人权活动，领导《共和国晚报》《战斗报》，既反对纳粹主义，痛斥政治暴力，又谴责不负责的虚无论调。他高呼：“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，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！”“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！”不仅如此，他还在小说《鼠疫》中，为主人公——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挺立的“人”之姿势和平凡的“高贵行动”。
20世纪40年代的某一天，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“奥兰”的平庸小城。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。在一名叫“里厄”的医生带领下，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——
混乱、恐惧、绝望、逃散、待毙、求饶、祷告……人性的复杂与多元、信仰的正与反，灵魂的红与黑、卑鄙与高尚、龌龊与健正、狭私与美德皆敞露无遗：科塔尔的商业投机和受虐狂心理，他为鼠疫的到来欢呼雀跃；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，主张逆来顺受，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，最终自己送了命；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同胞之爱的记者朗贝尔（为了远方恋人，他欲只身逃走，但在与里厄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，留在了这座死亡之谷）；民间知识分子塔鲁，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、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同情，使其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，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，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：“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。曾几何时，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，而现在，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，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，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……夜晚又降临了，战斗已结束，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。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，驾驶着医生的汽车……”然而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，而是一辆冒着烟的、以赴死的决心和照明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，你有理由确信：正是这“刺刀”的意志令对方感到了害怕，感到了逃走的必要。
里厄医生，一个率先开始保卫生命、保卫城市、保卫尊严的平凡人，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。他不仅医术高超，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。他临危不惧，始终按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——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作“医生”。坦率地讲，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，但其全部力量在于：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，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（承担有多大，其价值就有多大）！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，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——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，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。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，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、是相濡以沫的母亲和深情的妻子用爱教会他的。他不膜拜上帝，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！正是这峰峦般高耸的理念支撑着奥兰摇摇欲坠的天幕，并最终挽救了它。
良知、责任、理性、果决、正常的感觉、尊严意识——正是这些优美的元素雕塑了一群叫“里厄”的头颅。正是医生、职员、小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（而不是什么市长、议员、警察等国家机器人）——以自己结实的生命分量、以情义丰饶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。
故事最后，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（而全书开头，是丈夫送病重的她去火车站）。读它的那一刹，一股冰冷的潮湿贯通我的脊椎，仿佛又看到医生那苍白瘦削的微笑——这凄惫的笑容几乎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。
“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……当她回到屋内时，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。她看了他一眼，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的早晨。
老太太叫了一声：‘贝尔纳’（医生名字）
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。老太太问：‘电报上说什么？’
医生承认：‘就是那件事……八天前。’
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。医生沉默无言。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。”
内心里，我低低地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。加缪说过：“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，而体现于沉默。”里厄，加缪心目中的男人，山峰般的男人。
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过程中，我脑子里不时矗立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，仿佛从遥远的神祗山顶上飘来——
“人可以被毁灭，但不能被打败！”（海明威）
“我拒绝人类的末日。因为人类有尊严！”（福克纳）
它们仿佛在为里厄们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解说。一刻不停地诠释着、声援着、鼓励着、温暖着……我深深明白，这是女娲补天、夸父逐日的飞翔的声音，是普罗米修斯的燃烧和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。正是这声音，捍卫着人类最后一线生机、希望与荣誉。
灾难本是最好的课本。不幸的是，大劫之后，人们往往只顾得庆幸，只忙着庆功，只盼着伤疤早日完消，却将皮开肉绽的痛给忘净了。这也是让里厄忧心忡忡的那种情景——
“他们如醉如痴，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，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……”黄昏的街头，幸存者尽情狂欢。“钟声、礼炮、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……当然，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。实际上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。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，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，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，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，最后，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。”
这与鲁迅说的“久受压制的人们，被压制时只能忍苦，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”有何二致？
其实，关于“鼠疫”是否真的已经消逝，小说在尾声已作了预言——
“里厄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，心里却在沉思：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……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，它沉睡在房间、地窖、皮箱、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，也许有朝一日，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，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。”
正是从这一意义上，我们认定加缪和他的作品不会过时，只要世上还有荒谬，还有现实或潜在的“鼠疫”威胁，我们就需要加缪和他的精神，他的医学方法，他的里厄和塔鲁们的在场。
2003年
摘自我的藏书王开岭《精神明亮的人》一书第四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