隐去姓名，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
Every name has a story （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）
2、妇女扫盲识字班
女人上学读书识字如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然而，旧时，这却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愿望。一辈子没有正规上过学的许多家庭妇女，和大多数劳动阶层的妇女一样，识字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的妇女扫盲识字班。当时，还提出了“识字两千，四会齐全”的口号。所谓四会，就是识字班要求会读、写、认、讲。扫盲的意义不仅仅是识字，识字也不仅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，更是改变了那一代许多妇女的命运。脱盲妇女中的许多人，不当家庭妇女，由此参加了工作，去了粮油店、托儿所、商店、门市部等单位，她们有了工作，有了工资，生活的圈子也不再是围着锅台、炕头、地头转了；她们的视野开阔了，关心国家的发展和变化，现在讲“知识改变命运”，扫盲识字班确实改变了这些妇女的命运。
50年代初，在我们居住的县城街道也办了一个“妇女扫盲识字班”，为了解决家庭中孩子照顾和家务的拖累，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。母亲和阴太太都识字，但却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，由于旺盛的求知欲和妇女干部的游说，由于“新中国”“新生活”“新时代”，这一个个“新”字，包含了多少耀眼的承诺和传说？大家只担心一件事：唯恐落伍，惟恐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。
母亲和阴太太及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女伴都参加了这个识字班，晚饭后急忙收拾完家务，大家就邀约去上课，我和弟弟、小毛都会跟着去，在教室后面的空地玩耍，我发现母亲和阴太太是课堂内最认真用功的“学生”，听讲、跟读、书写，一样都不马虎，回家还要练习，相互讨论，为了上课，她们甚至都不打麻将了，不像一些妇女只是为了应付妇女干部的动员，手上总是带着针线活、毛线活，三三两两，交头接耳，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。上识字班后，母亲的文化水准提高很快，以前都是她口述，我给远在杭州的祖母写信，等她在识字班学习一段时间后，她就自己提笔给祖母写信了。我也就此解脱这个不讨巧的任务，因为每次写信她唠唠叨叨说上一大堆话，我只是写了短短的一行字时，总会被她责骂不认真，偷懒。
在这个妇女识字班上，母亲和阴太太成了老师以外的义务辅导员，常常帮助那些态度积极却完全不认字的妇女们认字、书写，她们是妇女干部的拥趸，言谈中也因此多了许多新名词，参加妇女干部组织的各种活动，学唱新的革命歌曲，舍弃那些丝绸、细纱布的旗袍，学着妇女干部的服饰，由母亲裁剪缝纫，一干女伴穿上了单一色彩——蓝色、灰色的有着大翻领的短装，引领当地的时装先锋，俨然成了新时代的妇女。
一次，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，支援“抗美援朝”，阴太太居然捐献出了阴先生结婚时送给她的两只金镯子，而当地政府给她颁发了一张“妇女积极分子”的奖状，她将那张奖状挂在自己的梳妆台旁，足见她是多么重视这个称号。
阴太太为了表明自己是新时期的妇女，竟然辞退了女佣，准备自己学着做家务。那位多年在阴太太家帮佣的女人，不舍两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，哭得悲悲戚戚，不愿回老家，阴太太虽然也是不舍，小毛更是哭喊着，拉着女佣的衣襟不让她走，阴太太还是硬着心肠，给了几乎已成家人般的女佣半年的安家费，与她泪别了。
（未完待续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