阴太太之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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隐去姓名,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

Every name has a story (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)

2、妇女扫盲识字班

女人上学读书识字如今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,然而,旧时,这却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愿望。一辈子没有正规上过学的许多家庭妇女,和大多数劳动阶层的妇女一样,识字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政府开展的妇女扫盲识字班。当时,还提出了“识字两千,四会齐全”的口号。所谓四会,就是识字班要求会读、写、认、讲。扫盲的意义不仅仅是识字,识字也不仅仅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,更是改变了那一代许多妇女的命运。脱盲妇女中的许多人,不当家庭妇女,由此参加了工作,去了粮油店、托儿所、商店、门市部等单位,她们有了工作,有了工资,生活的圈子也不再是围着锅台、炕头、地头转了;她们的视野开阔了,关心国家的发展和变化,现在讲“知识改变命运”,扫盲识字班确实改变了这些妇女的命运。

50年代初,在我们居住的县城街道也办了一个“妇女扫盲识字班”,为了解决家庭中孩子照顾和家务的拖累,上课时间安排在晚上。母亲和阴太太都识字,但却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,由于旺盛的求知欲和妇女干部的游说,由于“新中国”“新生活”“新时代”,这一个个“新”字,包含了多少耀眼的承诺和传说?大家只担心一件事:唯恐落伍,惟恐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。

母亲和阴太太及几个经常在一起的女伴都参加了这个识字班,晚饭后急忙收拾完家务,大家就邀约去上课,我和弟弟、小毛都会跟着去,在教室后面的空地玩耍,我发现母亲和阴太太是课堂内最认真用功的“学生”,听讲、跟读、书写,一样都不马虎,回家还要练习,相互讨论,为了上课,她们甚至都不打麻将了,不像一些妇女只是为了应付妇女干部的动员,手上总是带着针线活、毛线活,三三两两,交头接耳,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言碎语。上识字班后,母亲的文化水准提高很快,以前都是她口述,我给远在杭州的祖母写信,等她在识字班学习一段时间后,她就自己提笔给祖母写信了。我也就此解脱这个不讨巧的任务,因为每次写信她唠唠叨叨说上一大堆话,我只是写了短短的一行字时,总会被她责骂不认真,偷懒。

在这个妇女识字班上,母亲和阴太太成了老师以外的义务辅导员,常常帮助那些态度积极却完全不认字的妇女们认字、书写,她们是妇女干部的拥趸,言谈中也因此多了许多新名词,参加妇女干部组织的各种活动,学唱新的革命歌曲,舍弃那些丝绸、细纱布的旗袍,学着妇女干部的服饰,由母亲裁剪缝纫,一干女伴穿上了单一色彩——蓝色、灰色的有着大翻领的短装,引领当地的时装先锋,俨然成了新时代的妇女。

一次,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,支援“抗美援朝”,阴太太居然捐献出了阴先生结婚时送给她的两只金镯子,而当地政府给她颁发了一张“妇女积极分子”的奖状,她将那张奖状挂在自己的梳妆台旁,足见她是多么重视这个称号。

阴太太为了表明自己是新时期的妇女,竟然辞退了女佣,准备自己学着做家务。那位多年在阴太太家帮佣的女人,不舍两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,哭得悲悲戚戚,不愿回老家,阴太太虽然也是不舍,小毛更是哭喊着,拉着女佣的衣襟不让她走,阴太太还是硬着心肠,给了几乎已成家人般的女佣半年的安家费,与她泪别了。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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